影响力ep.5 从浪潮运动到基层困境

1.社会中存在着顺从权威要求的强大压力。很多正常、心理健康的人宁肯违背自己的意志，也要向他人施以危险又残忍的痛苦折磨，只因为旁边有权威人士要他们这么做。这种顺从正统权威的强烈倾向，来自一种系统化的社会实践，它的目的是向社会成员灌输“这么做是正确的”印象。一般来说，按照真正权威的指示去做，大多数时候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些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知识、智慧和权力。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会盲目地选用这一思考捷径。

2.自动响应权威的时候，人们容易对权威的表面象征（而非实质）做出反应。研究发现，头衔、衣着和汽车这三种象征能有效地起作用。研究者针对这些象征符号的影响力做了独立研究，证明拥有其中之一（无须正规的资质）的人，会得到他人更多的顺从和尊重。此外，在所有案例中，服从的人都低估了权威压力对其行为的影响。

某些医疗骗局往往会利用假冒的医疗专家形象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3.权威的影响力来自被认为手握职权或本身是权威。第一类的权威存在问题，因为吩咐别人去做事往往会引起抵触和怨恨情绪。第二类权威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因为人们认为这类权威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而他们又往往乐于听从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情有更多知识的人提出的建议。

4.如果在他人眼里是权威的人，不光是专家（在相关主题上知识渊博），还显得值得信赖（诚实地介绍自己的知识），那他就会有最大的说服效力。为确立可信度，沟通者或许会承认自己在某方面存在不足（多为极小的缺点），但这一不足，很快就为随后所介绍的优点所弥补。

5.要保护自己免受权威影响力的负面影响，不妨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权威是真正的专家吗？这个专家说的是真话吗？第一个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权威的象征转到证明他资历的真正证据上；第二个问题建议我们不要光着眼于权威的知识，还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考虑他的可信度。想过后一点的话，我们应该会对以下用于提高他们自身可信度的手段提高警觉：有些别有所图的人会先透露一点有关自己的负面消息，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给人留下一种诚实的印象，好让随后的信息显得更可信。

权威与服从——从浪潮运动到基层困境

一、浪潮运动        

        二战期间希特勒被德国群众视为救星，他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引起质疑，反而被推向个人崇拜的巅峰。纳粹旗帜挥舞之处，德国群众云集响应。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不仅袖手旁观甚至甘心为之前驱，高唱着“为了德国的工人，我们铺设通向自由的道路”的纳粹歌曲，义无反顾地去做劳力和炮灰。工人没有成为革命者反而成了纳粹分子。

       1967年罗恩琼斯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高中进行的与法西斯心理有关的社会实验—“第三次浪潮”。作家托斯特拉瑟曾根据这个实验撰写了一部名为《浪潮》的小说，后来这部小说在2008年被丹尼斯•甘塞尔改编成电影。

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校园里，一位历史老师在讲解独裁统治的课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独裁统治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学生们对此都嗤之以鼻。接下来，这位老师和他们班上的学生们做了一个模拟独裁政治的实验，他给这个班级组织取名叫“浪潮”，引导学生们设立统一的口号、一致的打招呼方式，穿同款的服装。短短三天之后，这个班级的学生都对自己的组织确立了高度认同，他们团结、亢奋而激进，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被视为异类。在同其他班级的一次群体斗殴中，历史老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把全班学生召集到礼堂中，宣布实验的结束和组织的解散。然而为时已晚，一名狂热的学生因“信仰”幻灭而精神崩溃，开枪打伤了一名同学后饮弹自尽除了影片结局，琼斯当年第三次浪潮的细节与影片如出一辙。和当时实验中其他同学一样，谁都无法理解当时德国全体人员对法西斯的顺从行为，然而当实验后续几天陆续对学生们进行纪律规范，礼节及制服的统一化，任务的分配，一系列的外部强化因素使学生们对权威的态度从先前的抗拒不解到后来的服从甚至发展到了自发行为，第三浪潮运动的漩涡便逐渐扩大。

一系列我们习以为常的口号成为了这个疯狂的实验最有力的注脚，事实证明在权威面前我们多容易对服从，尤其是当我们被社会的大潮裹挟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上一章说的那样人在孤独的时候很容易保清醒，但是当他处于一个群体之中，尤其是有因权威者引导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群体之中的时候往往会失去本身的操守和信仰，进而形成群体无意识。

 二、权威主义人格

       提到盲目服从，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权威主义人格，一种相对复杂的、古板，难以让人琢磨的人格体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权威主义人格产生与家庭背景密不可分。基于佛洛依德的力比多理论，权威主义通过家庭在儿童成长时期在性活动方面的压抑，从而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权威主义人格结构。家庭变成塑造权威主义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威廉•赖希认为这种性格的人更容易通过“自居作用”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他们钦佩或崇拜的其他人的特点或某种主张，便采取这个人的态度，同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从而使自身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如果某一领袖是按照群众的民族情感或爱国情感来使民族人格化的那么他就会与群众连接成一条纽带，从而也就是权威人物了，进而产生了群体式的盲目服从。

威廉·赖希——美籍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赖希认为那些内心空洞、服从权威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轻松便捷的解脱之途就是盼望权威的拯救，于是他们皆沦为依赖者和受掌控者，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谓“非自立非本真的存在”抹去了任何个人色彩变成了所谓的“常人”。

 三、平庸之恶与基层困境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权力服从研究（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及后续相关实验让我们看到，人类普遍具有服从的本性，在一些社会情境下，' 好人 ' 也可能做出恶事。

       阿伦特所论述过的“平庸的恶”。在人类生活中，特别是在权威国家里，本分地做着自己分内之事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内心并不带有那么多敌意，但恰恰是他们，可能会在毁灭性的活动中充当直接或间接的帮凶。

“平庸之恶”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当没有人作为决策者来直面行为的结果时，就不会有人对此负责。然而这种对责任的无视，也与人类生活的细化分工有关。随着社会链条的增长，社会机器的逐步庞大，导致现代化分工逐步细化，大量的基层工作者支撑着这个体系，每个人只负责链条的一部分。作为现代管理者一定警惕“平庸的恶”的幽灵在我们日常的管理体系中以另一种体系死灰复燃。

       我们在管理工作中会面对各种指令，我们既是指令的发出者也是指令的传达者，有时还是指令的终端，这种“平庸的恶”会潜伏在指令链条中各个环节，每个人都会认为自身只是执行他人命令的代理，而非自主行动，于是个体不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所谓的代理状态。

然而当这种状态位于指令层末端的时候，便会出现服从与执行之间无解的矛盾或者当情况超出指令时出现管理缺失。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大体系的基层工作者或者基层单位的身上，我们姑且称之为“基层困境”。

       这种困境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基层工作者权限及资源较低，同时处于执行层级需要应对多种突发情况，一旦遇到“基层困境”只有通过向上传导来解决问题。这种模式在正常情况下行之有效，同时防止基层管理范围周延。但是特殊时期（不特指某城市），这种困境似乎更加明显，面对突发情况频发，基层工作者信息上传路线被堵塞，基层只能选择忽视周边环境无条件服从，达到规避责任的目的，进而导致恶性循环，于是米尔克拉姆点击实验被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上演。

        对于“基层困境”的解决方式，目前没有统一的模式。首先体系中“权威”扮演者一定要做到真正的专家，才能对各类突发情况进行极大的预判，并制定应急预案。其次尽可能采取魅力型权威取代法理型权威，经论证高焦虑状态人们更愿意服从魅力型权威。同时加强管道建设，防止信息流阻塞。最后可以适当探索通过对基层工作者资源及权限的赋予，达到部分管理“去中心化”的效果，强化责任，防止代理状态，降低权威体系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