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恩与时间银行
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是“时间银行（Time Banking）”的创始人和发起者。对于卡恩在时间银行方面的成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有过专门介绍：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大卫·克拉克法学院创始院长、终身杰出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老龄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创始人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的行政助理。
得益于长期提供法律公共服务和法律援助的经验，为了在社区推广居民间的互助、服务模式，卡恩教授于1980年代后期发起了“时间美元（Time Dollars）”项目，目前已有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的70多个社区在他创立的“时间银行组织”（www.timebanks.org）中注册。他的著作《时间美元》和《不再抛弃任何人：合作共产势在必行》描述了他使用“时间美元”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策略，展示了如何动员市场经济之外的手段，来激励人们之间的互助服务和关怀。
当前，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家以上的时间银行组织或机构，卡恩教授的研究对推动时间银行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上广负盛名。
卡恩生于1935年，生前主要任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年轻时曾在政界发光发热，在世的后30多年则致力于推动时间银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卡恩对时间银行的期待，在于激励人们之间的互助和关怀，以解决社会问题。
对时间银行的设想，卡恩给出如下注解：罗纳德·里根正在撤回对社会项目的资助，很多社会项目正在关闭。我认为，如果不再有旧资金来支持社区，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社区。可以说，时间银行是对里根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当道的一种回应。
时间银行的主张——“对别人一小时的善举可以赚取一个单位的时间货币，从而换来别人对自己一个小时的帮助”——意味着每种工作的价值只能用时间来衡量，无论人们提供的是什么服务，任何人的一小时服务只能换取另一个人的一小时服务。这一逻辑在市场经济思维中自然备受质疑。在一个几乎由商业主宰的世界里，时间银行的设想是逆流而动，甚至让人想到传统社会的换工与“以物易物”。
卡恩并非不懂得市场经济的高效，也无意用时间银行代替市场交换，他所设想的时间银行有特定的基本假设和运作范围。在中国，时间银行几乎是养老服务创新的代名词，本文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时间银行的实际应用如何，而在于探究时间银行在诊断社会问题包括养老问题上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二、时间银行：核心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新的交换媒介代替货币来应对经济危机的设想也曾出现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地区，那是一种被称为“当地交易方案”（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s，LETS）的本地会员组织，鼓励人们在当地社区内交换商品和服务，它为会员提供商品和服务目录，并使用一种虚拟货币如贝壳来记录所发生的交易。
卡恩不仅知道LETS的存在，而且专门撰文比较过LETS和时间银行。他甚至在文章中坦言了时间银行的四大明显劣势：“一是时间银行项目并不能提供人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工人；二是时间银行的运营是劳动密集型的，不仅需要有人提供服务，还需要有人匹配和计量服务、激励服务参与；三是时间银行会限制稀缺服务的供给，当每个人都知道有些活动比其他活动更有价值时，那么，平等地对待每个小时是否合适？人们有可能提供价值较低的服务而享受价值较高的服务吗？四是时间银行根植于利他行为，而一个根植于利他主义的经济系统听起来是盲目乐观的，人类本性更可能是自私而不是无私。”
无法提供高技能服务、运营成本和要求较高、甚至可能与人的自利本性相悖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是卡恩对时间银行之明显不足的总结。可见，卡恩对时间银行之不可为了然于胸。
既然如此，卡恩如何认定时间银行的存在价值呢？关于时间银行的价值，卡恩在将其与LETS进行比较时也有所提及：这两者都致力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加强社区交换网络。LETS的重点是建立一个地方经济，创造一种不同的货币，为当地店主和企业家提供市场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开拓基于社区的小市场。而时间银行的目标不是试图创造一个替代市场，其目的是重建一个从根本上不同的经济，这种经济是属于家庭、邻里和社区的经济，是几乎不使用金钱进行交易的互惠活动，卡恩称之为“核心经济”。
为了增进对核心经济的理解，卡恩打了一个比方：“有些汽车是用汽油发动的，但是现在也有使用混合燃料如电和天然气的汽车，使用混合燃料的汽车行驶里程更长，排放的污染更少。核心经济依靠混合燃料运转，它确实需要一些钱，但其他东西也很重要，它的运转需要钱+精神能量，钱+爱，钱+关怀，或道德义务，或灵性或利他主义。”
卡恩强调了爱、关怀、利他等对于核心经济的重要性，但他当时对于核心经济的理解还只是初步的、直觉式的。直到十多年以后，核心经济的目标、使用的货币、回应的需求、对工作的定义和奖励，在卡恩那里才更加明晰，这一明晰的过程是在与其他经济体制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中得出的（表1）。
内容市场经济核心经济目标或理由围绕盈利的原则来组织家庭和社区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内部活动。最终目标：人类生存与福祉使用的货币货币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中介几乎不使用金钱。有效需求指以当前价格购买某物的欲望和能力。如果欲望没有得到足够资金支持，它们在市场上就没有效果。对那些不能被定义为需求（demand）的需要（need）也很敏感。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对工作的定义和奖励工作通常是根据工资或薪金所附着的机会来界定。理论上是根据利润和贡献进行分配。核心交易嵌入亲密、认同和互惠的网络中。这些交换的媒介可能是爱，有时是内疚，也可以是义务、责任或睦邻友好。
卡恩清楚地知道，在商业思维里，只有一种经济值得讨论，那就是市场经济。在目标层面，卡恩认为，核心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福祉。但是，市场经济活动常常是间接地作用于这样的目标，而核心经济活动是直接服务于这样的终极目标。
市场经济中最伟大的发明——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同时也“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他真正的自我出现一种更明确的分离”。问题也正在于此。金钱、经济增长以及利润，这些本应该只是手段的东西，统统成了目的本身。市场经济的间接目标常常被其手段所取代、所遮蔽，人们“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 。在市场经济独大的社会，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在由金钱提供的框架中被定义，其他的价值观被排除，这不仅制造社会问题，还阻止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需求的回应层面，市场经济是按稀缺性定价的，越稀缺，价格越高。但是，卡恩指出，这与进化的必要性正好相反，那些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技能不可能被发展成稀有的专业技能。市场看重的是稀有的和专门化的东西，而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价值则来自人的本性中基本的、普遍的技能。
正如亚当·斯密著名的“昂贵的钻石和免费的水”的悖论一样，在市场体系中，人们难以想象每盎司水的价格会超过每克拉钻石的价格。这解释了经济学中可怕的悖论：人类最关键的活动是那些工资最低的活动、甚至根本没有工资的活动，如养育孩子、巩固家庭、照顾年迈父母等。这些活动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最终目标，但几乎不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这里的交换有可能基于“我做饭、你洗碗”的互惠，有可能基于一种期待，例如，对老人的照顾可能基于满怀希望地期待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会得到类似的照顾。毫无疑问，这些活动嵌在亲密、认同和互惠的网络中。
那核心经济与志愿服务又是什么关系呢？虽然有一定的目的感、意义感或人类价值感作为奖励，但卡恩认为，在志愿者和接受志愿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志愿活动往往是一条单行道、缺乏互惠，即使是道德上最高尚的志愿者也会感到精疲力竭；二是人际互动受到影响，从给予者到接受者的单向流动中，服务提供者被授权而接受服务者被贬低。
同时，让卡恩更加忧心的是，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慈善组织被要求用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市场的货币标准——金钱。这使得他们竭力争取他们认为是组织命脉的资金，即使这让他们偏离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卡恩并没有寄希望于政府、慈善机构这些宣称服务于公共目的的组织来增进睦邻友好。
卡恩从不否认，市场经济是人类最终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但他试图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工人和消费者，同时也是核心经济中的公民、家庭成员、朋友等，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价值观都被定义在由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所提供的框架中。核心经济可以对市场经济做出补充，甚至可以进一步增进市场经济的效率。但究竟如何实现呢？这要从时间银行与社会互惠的关系说起。
三、时间银行与社会互惠
促进社会信任、互惠和公民参与，即便不是卡恩毕生追求的，也是其后半生所追求的。在卡恩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2021年，他还与Christine Gray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另一场瘟疫：社会孤立与时间银行”。在该文前言中，他们写道：“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一种无形的流行病：社会孤立。与孤独不同，社会孤立是缺乏联系感，缺乏发展、帮助他人、甚至照顾自己的目标感。社会孤立这样一种病态存在于各个层面：家庭、邻里、社区、国家和全球。在美国，种族鸿沟巩固并加强了社会孤立。……孤立是一种沉默而强大的杀手，影响着不同年龄层次的人。”
卡恩注意到，与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一样，另一场幕后大瘟疫——社会孤立也在流行，其对健康和幸福的破坏力并不亚于新冠病毒，甚至对各个年龄层的人均造成冲击而不仅仅是对老年人，但这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卡恩接着指出，当前社会对孤立的回应有赖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但这些服务无法阻止社会孤立继续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他主张跳出专业服务框架，去想象一个“合作生产”（co-production）框架，以适应人类必须与他人联系并对他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的深层需求，这个框架强调互惠并认识到“所有人都有所长”。
时间银行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作为一种策略提出的。“时间银行——作为一个建立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系统，是一种新的合作生产形式，是促进社会参与和减少社会孤立的策略”。
可见，卡恩最为关心的，是在社会孤立严峻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建立起社会互惠和社会支持网络。卡恩对时间银行的期望在此表达得明确而直接。他直接借鉴了Alvin Toffler的“产销者”（Prosumer）概念——结合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将之应用于社会行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正义领域。
事实上，卡恩提出“时间银行”的20世纪80年代，也正处于帕特南所指出的“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逐步衰减”的20世纪后半期，尽管卡恩没有明确提到这样的社会背景，但对社会互惠和支持网络的促进愿望绝非巧合，他对“核心经济创造社会资本”赋予了希望：“核心经济是创造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是培养文化和道德规范的地方。如果不能依赖核心经济促进诚实、责任等社会准则，那么市场经济体等就只好求助于效率低得多的警务手段。”
时间银行的理念与帕特南“普遍互惠原则” 是相通的：“就算我不认识你，就算我得不到丝毫立竿见影的回报，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因为我坚信，你或者其他人在未来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给我以回报。”
卡恩对社会互惠网络的关心，也不无巧合地等同于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关心：“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依赖的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和社区参与的销蚀，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的重点关注议题，也是时间银行诞生的重要背景。对社会互惠规范的促进才是时间银行的根本意义所在。
互惠网络不仅是联系人这么简单，更有价值的是，它包含了彼此之间的义务，能生产出一种广义上的互惠。卡恩和Gray论述了社会互惠网络缺失会如何重创各年龄层次的人。帕特南则正面论述了社会互惠网络的建立将如何有助于社会发展。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建立在普遍互惠原则上，对个人和集体的生产力会产生影响，正如一把螺丝刀（物质资本）或者大学教育（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产力一样。
社会资本不仅能拓宽我们的认知，培育健康人格，而且能够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一个有着广义互惠原则的社会比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更加有效率，日常的商业和社会交往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四、时间银行在中国的实践：作为一种养老方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如卡恩所说，“时间银行最初是作为一个解决眼前问题的实用方案出现的，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情况。它完成了比预期要大得多的事情”。
在中国，时间银行演变成为老龄化的应对措施。随着2018年国家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时间银行再次作为一种养老方案在全国各地涌现，在某些城市其内涵直接演变成了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的服务对接。
时间银行能否成为一种养老方案，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出质疑。如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差异性、服务供需匹配的艰难性、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兑换风险与基于人口流动的通存通兑难题、高运营成本与低运行效率、高信用风险、定位模糊不清（有偿与无偿混同）等结构性难题；此外，还面临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志愿精神世俗化、服务供需难以匹配等挑战；在操作层面，还需要解决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的意外风险防范、首批被服务对象的时间货币来源等问题。
对于现实问题，欧美实践中也生发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首批被服务对象的时间货币来源问题，有的机构允许参与者的积分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为家人争取一个小时的帮助，还可以赠予他人。有的项目也给予项目参与者一定的积分贷款选择。
对于“只服务不兑换”的现象，实践中也有一些解决方案。“不兑换”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兑换所需服务较难，技能缺口使一些参与者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服务，因而无法使用他们的时间积分。二是参与者通常还存在一种对传统志愿者的情结，使得参与者难以理解时间积分和传统志愿活动之间的区别，他们在付出自己的时间之后并不愿意要求回报。
在实践中，有项目通过开发人的潜力来增加服务内容。例如，项目工作人员开发一系列激励措施，发掘人们的潜力，如折叠传单、烘焙蛋糕、料理家务、语言帮助、缝纫、理发、与人分享记忆、搬运、维修自行车、清除杂草等。也有一些项目通过扩充兑换范围来解决兑换问题，让累积的积分兑换游泳、看电影和美容美发等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间银行能担当起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任。
首先，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必需的专业医疗、护理服务无法通过时间银行提供。正如卡恩所指出的那样，时间银行无法提供人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工人，也无法提供稀缺服务，高技能的稀缺服务只能通过市场购买。正如Burgess和Durrant指出的那样，如果期待时间银行在本质上改善资源本来就有限的地方的服务，期待这些服务达到在市场上所购服务的同样的熟练水平和专业水平，未免过于乐观。
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需的促使低生育率回升无法依靠时间银行。减少社会孤立或许会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但提高生育率绝不是时间银行的直接目的。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通过政府购买方式运营时间银行，更是背离了卡恩的时间银行理念。在卡恩看来，尽管政府对那些不能被定义为需求的需求也很敏感，但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使得某些需求更“有效”。政府购买服务，可能导致养老服务机构的不正当竞争，阻碍市场服务的发展。
在没有更广泛的体制变革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时间银行解决人口、经济、社会与制度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切实际。中国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必须采取治本措施：一是促使低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进而维系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中国的退休年龄规定是1978年确定下来的，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而在此期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人口健康状况极大改善。三是维持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过度、适度与不足三种现象并存。社会保障过度主要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特别是离休人员中，社会保障适度主要存在于企业退休职工中，而社会保障不足主要存在于城乡居民中。四是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农村人进城，不仅仅是生活地点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也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与职业的转换，是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目前，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仍未干枯，农村还有相当部分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未能得到更好地开发与利用，阻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说，作为养老服务方案，时间银行只能是一种小众的补充措施，在促进当地人合作、改进和维持现有志愿服务水平方面提供了一些方案。但不应对时间银行的作用有过高的预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时间银行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用方案，也窄化了对时间银行的理解，甚至偏离了卡恩对时间银行的定位和预期。尽管老年人也遭遇社会孤立，但卡恩反复强调，社会孤立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卡恩留下的财富，并不在于时间银行能多大程度解决养老问题，而在于唤起对社会互惠网络的重视。
五、回归时间银行的初心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断裂有目共睹。对于中国社会信任和互惠网络的缺失，有几个层面的解释：一是传统层面，认为“在血亲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摧毁和蚕食传统信任的历史”。二是转型期“失范”，“老的标准被打破了，新标准又不能建立。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什么是非分之想。”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怀有警戒心，那么不管商业活动还是日常交往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福山曾详述过度戒备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在签订每一份合同时都认为合作者只要可能就会企图行骗，那么我们势必要花大量时间使文件无懈可击，从而保证没有法律漏洞让对方有机可乘。这样，合同将无限长而且详细，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定义每一条能想到的责任。在合资关系上，我们将永远不会提供超出法律责任范围的事物，因为害怕被人利用，而且我们会把合作者新的而且可行的创新计划当作利用我们的阴谋。更为甚者，尽管在谈判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我们仍猜测对手会耍花招或不履行他们的责任。”
可见，社会信任渗透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顺利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富足和配合良好的文明社会不是先进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正相反，日本、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健康的社会资本和社群性。
对当下中国而言，卡恩及其时间银行所留下的财富，可能远不在于提供一种具体的养老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结的呼唤，对建立社会互惠规范和支持网络的呼唤，这对于养老问题的解决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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